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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洛阜
gū luò fǔ

   在北美地區收藏中國古代書畫的眾多收藏家中,除華裔收藏家外,有兩位美國收藏家也堪稱是一流名家。他們是顧洛阜(John M Crawford  Jr,1913—1988)和安思遠(Robert Ellsworth)。顧氏專收藏中國古代書畫,齋號“漢光閣”。安氏專收書法、碑帖和古代家具。兩人皆是收藏家兼古董商,安氏也是華裔書畫史學者和收藏家王方宇先生(1913—1997)的弟子。
    顧洛阜出生于一個愛爾蘭移民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成功的企業家,故世之后留給顧洛阜一筆可觀的遺產。顧氏因此不必為溫飽生計而擔憂。他遂開始收藏英文善本書籍,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起轉而收藏中國古代書畫。但顧氏既不懂中國文字更不懂書畫鑒定,而他唯一有的就是雄厚的資金,所以他必須找一個幫他“掌眼”的專家和經紀人。顧氏幸運地遇到了一位日裔美籍古董商瀨尾梅雄(Joseph Seo,1911—1998),瀨尾在紐約開有古董店,專營東亞藝術品。
    顧洛阜與瀨尾氏最著名的合作項目,就是購藏了一批張大千大風堂收藏的書畫名跡,先后有二十一件之多,均曾著錄于《大風堂名跡》之中。其中著名的有宋人李結《西塞漁社圖卷》(后有范成大、洪邁等七位宋人題跋)、宋人郭熙《樹色平遠圖卷》、宋徽宗《翠竹雙禽圖卷》(一名《竹禽圖》),另外還有馬遠、劉松年、梁楷、李迪、吳鎮、倪云林、沈周、唐寅、仇英、石濤、八大、王翚等名作。但顧氏后來收藏的幾件書法名跡,并一直誤傳為也是張大千收藏的書法名跡:黃庭堅《廉頗藺相如合傳》、米芾《吳江舟中詩卷》、耶律楚材《送劉滿詩卷》等,其實并非是張大千藏品,而是香港收藏家王文伯的藏品。可能是瀨尾氏想借重張大千的名望而有意訛傳。后來,顧氏隨著自己的“眼力”增高,開始獨立購藏而“跳過”瀨尾氏時,瀨尾一怒之下與顧氏斷絕了來往。真所謂“師傅領進門,修行靠自己”和“教會徒弟,師傅討飯”。
    在顧洛阜收藏書畫的年代,歐美藝術品拍賣公司的中國書畫拍賣業務并不多,所以顧氏收藏書畫主要是通過藏家前來“獻寶”或通過中介人“代理”,偶爾也參加拍賣,但極少獨自外出“尋寶”。古今中外的收藏界都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坐家”收寶往往比外出“尋寶”更易得到想要的東西,但這一前提條件就是要擁有雄厚的資金。顧洛阜憑借這一優勢,并且采取了人棄我取的方針,重點購藏書法,逐漸成為當時北美地區收藏中國古代書法的第一人。1962年,顧洛阜借紐約摩根圖書館首次舉辦藏品展覽,并出版展品圖錄,曾經轟動一時。
    顧洛阜在近三十年左右的收藏生涯中,總共約收藏有二百余件中國古代書畫作品,另外還有少量的當代中國畫作品,其中主要是張大千的作品。因為顧氏也兼書畫商身份,所以難免“以藏養藏”,也時常出售一些藏品,但總體而言是“藏多售少”,他出售的對象主要是美國各地的博物館。華裔美籍書畫史學者方聞先生曾擔任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亞洲部特別顧問兼顧問部主席,他在任期間主要負責為大都會博物館購藏中國古代書畫。他當時有一個設想:一個博物館如果一件一件去收藏書畫作品的話,不但費時費力費財,而且為時已晚,應該收藏“收藏家”,也就是博物館將某些著名收藏家的藏品整體收藏。這是一個非常有遠見的和具有前瞻性的機劃,只要這一計劃能夠得到博物館董事會同意,就極具有可操作性。方聞得到了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同學、前美國財長、華爾街富商、后任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董事會會長狄龍的大力支持,并出巨資鼎立相助。方聞當時首先“鎖定”兩個收藏家:華裔收藏家王己千(C C Wang,1906—2003)和顧洛阜。
    世上從來就沒有永遠的收藏家,收藏家其實只不過是自己藏品的暫時保管者和擁有者而已。因為顧洛阜一生只有男性伴侶,并無子女,故也不存在財產繼承人問題,但他必須要處置自己的藏品。既然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是北美最大的博物館,應該也是自己藏品歸宿的理想之地。所以從1981年起,顧洛阜逐步開始向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捐贈或“半賣半捐”自己的藏品。在1984年10月,大都會博物館為顧洛阜捐售藏品舉辦了一個展覽會,并出版了一本展覽《清冊》,共計177件(組)書畫展品。
    顧洛阜生前曾經出版有多種自己的藏品集,由于他不懂中文,所以藏品集的相關事宜均委托書畫史學者或好友編纂。其中較為著名的有幾種:《顧洛阜藏中國書畫譜》(1962)、《從顧洛阜藏品中看文徵明和他的朋友》(1974)《中國書畫概觀》(1978)、《顧洛阜藏宋元法書名跡》((1982)等,身后還有《形象之外:中國書畫(8—14世紀)》(1992)。但上述圖書或目錄大多是為了配合展覽而出版,且均為英文。
在去年12月,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由顧洛阜生前好友、美籍華裔收藏家兼書畫史家翁萬戈先生編的《美國顧洛阜藏中國歷代書畫名跡精選》一書。共收入顧氏收藏的中國古代書畫作品一百零八件(組),顧氏一生收藏的中國書畫名跡基本均包括在內。翁先生與顧氏相識于1962年紐約摩根圖書館首次藏品展覽之后,在后來的二十六年里兩人始終是雅道摯友。但翁先生在與顧氏交往過程中始終保持兩個“君子原則”:一是不發表對藏品真偽的意見;二是不過問藏品的具體交易價格。
《美國顧洛阜藏中國歷代書畫名跡精選》一書,全部由翁先生撰寫藏品的詳盡說明,用力甚深。書前還有翁先生撰寫的《序言》和長篇論文《美國收藏中國書畫簡史到顧洛阜的收藏》(1—14頁),對“二戰”以來美國收藏中國書畫和學術研究的歷史作了較為詳盡的論述,極有參考價格。書中刊印的書畫作品,有些是彩版,有些是黑白,有些圖片可能是得之與不同時期,所以視覺效果的差別較為明顯。有些有局部放大圖片,也有些附有同類風格或同一人作品的比較圖片,讓讀者自己去賞鑒評定真偽。
 顧洛阜作為一個不懂中文的美國收藏家,雖然曾有過“專家”幫他“掌眼”,后來他自己也“悟”得此道玄奧,但他的某些藏品的真偽也的確是值得推敲的。我曾經讀過臺灣書畫鑒定家和美術史學者江兆申先生的《東西行腳》一文(見《靈漚類稿》,臺灣世界書局1997年7月),其中有一節就是專寫顧洛阜收藏的,江先生與顧氏關系甚為融洽,顧氏收藏印“漢光閣”、中文姓名印和齋額均出自江先生手筆。江先生在文章中對顧氏所藏的宋人喬仲常《后赤壁賦圖卷》、宋人高克明《溪山雪霽圖卷》均有婉轉的質疑。世上從來就沒有不“走眼”的藏鑒家,這并不值得多少大驚小怪的。
在本書108件(組)作品中,以我的拙眼來看,真跡故多,“存疑”難免。蘇東坡《墨竹圖卷》,題跋明顯為后添。宋人喬仲常《后赤壁賦圖卷》,名款為后添。宋人《騎驢圖》軸,似為日本佚名“禪畫”。沈周《秋林靜釣圖》軸,五百年左右此圖始有張大千有鑒藏印。仇英《滄浪漁笛圖》軸,真跡已近年在國內拍賣。陳洪綬《烹茶圖》扇面,圖中人物拙劣。八大山人《山水十二冊頁》(1699),此圖冊三百余年以來,張大千是“第一位”收藏者。甚可懷疑。與張大千同處一個時代,是鑒藏家們的悲哀,無不有“既生瑜何生亮”的無奈之嘆。在其中一幅清初王鐸的綾本水墨《山水》軸隔水綾上有朱省齋三枚收藏印:長方朱印“朱省齋書畫記”、白文方印“深知書畫真有益,卻悔歲月來無多”(陳巨來刻)、朱文方印“梁溪朱氏省齋珍藏書畫記”。另有朱文方印“龐耐”,龐耐女士是美國書畫古玩商,朱省齋當年售往美國的書畫作品均由她經手或中介。
 沒有人會否定,藝術品收藏是人類最高的精神愉悅,或許是人類本性中所能有的最持久和最強烈的精神愉悅。而我也正是從顧洛阜的藏品中體驗和感受到了這種愉悅。

【出處】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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