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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書法簡史
          作者: 葉培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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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宋遼金書法
          葉培貴 安艷紅

            宋代是中國文化的又一個輝煌的時期。鄧廣銘先生分析宋代學術思想時指出,由于唐代釋道兩家的教義學說盛行于世,聲勢凌駕于儒家之上,這使唐代后期以后的知識分子萌生了重新恢復儒家獨尊地位的意識。而在付諸實踐時,卻產生了排抵、交斗和融匯,從而形成了宋學。從中央的文化政策上,沒有重復秦皇漢武的文化專制主義,對儒道釋三家無所輕重于其間,對思想、學術、藝術領域的各個流派,也一概采取兼容并包的態度。這一政策,對當時學士士大夫們的思想的相對解放起了很好的作用。因而,宋代文化不僅超越了前代,而且為元、明所不及。
           
            宋代進一步完善了科舉,在政治制度上確立了文人集團的核心地位。這一政治角色的變化,影響了文人心理。一方面,肩負政治責任,使文人的政治、道德、倫理意識大大加強,在藝術領域內同樣如此;另一方面,政治壓力的重負,又使文人極需尋求心靈解脫的棲息地,因而各種文藝形式得到了極大重視,并適應他們的需求而有較大的變化。具體到書法領域,一方面,文人們注意強調政治、道德、倫理觀念在書法中的表現和意義,使書法也成為“載道”的一種工具;另一方面,他們又視書法為適意的雅玩活動,弱化對書法技巧形式的斤斤計較(“不計工拙”),而追求書法在表現個人情趣上的特有功能,從而將書法引向一個個人性色彩較為濃重的空間,形成所謂“尚意”書風,開書法藝術的新局面。
           
            宋代書法得到了皇家更多的重視。宋太宗淳化三年刊刻的《淳化閣帖》,在法帖傳播方式上是巨大的進步,使原本深藏內府的許多巨跡,得以化身千百,流入尋常百姓家,從而有效地解決了范本供不應求的矛盾。《閣帖》所收,大多為文人較為常用的行、草和小楷墨跡,而非篆、隸、楷書碑刻,加上宋以后印刷的興起、碑刻風氣的衰弱,行、草書形式豐富、變化空間大,尤其適合個人情趣的發揮,種種因素綜合起來,導致了篆、隸、楷書在一定程度上的沉寂和行、草、小楷的流行,形成宋代書法活動的突出特色。
           
            至于遼金兩國,以武力立國,文化上雖沒有特別突出的建樹,但受到中原地區文化的影響,有時也有可觀,尤其是金。

            宋代書法的發展,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

          一、北宋前期

            北宋前期,國勢初平,尚無暇顧及于藝事,兼以文人初得大用,心氣正高,更無意規規固守于這種雕蟲小技,因而書法發展,幾乎是五代局面的自然延續,將近百年之間,竟沒有大的起色,也幾乎沒有特別重要的書家出現,以致于歐陽修對此極為感慨:“今士大夫,務以遠自高,忽書為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為貴也!”宋初名家,大多是五代遺民,如徐鉉來自南唐,王著、句中正、李建中來自后蜀。
           
            徐鉉(917~992),字鼎臣,廣陵(今江蘇揚州)人。在南唐官吏部尚書,入宋歷任給事中、散騎常侍,后世有稱“徐騎省”。擅屬文,精小學,有《騎省集》。書法上擅長小篆,被認為能傳李斯、李陽冰之學。朱長文《續書斷》說:“自陽冰之后,篆書中絕,而騎省于危亂之間,能存其法,……初雖患骨力歉陽冰,然亦精熟奇絕,點畫皆有法。”傳世有《重摹秦嶧山刻石》(993年),由其弟子鄭文寶上石刊刻,今存西安碑林。其弟徐鍇亦工篆法篆學,人稱兄弟二人為“二徐”。
           
            王著,字知微,自稱王羲之后人,由蜀入宋,自薦于宋太宗,獲任翰林侍書。其功勞主要在于主持《閣帖》的編訂、刊刻,而由于他并不精通,造成《閣帖》頗多失誤,因而后來人對他也是毀譽參半。

            李建中是宋初書家中影響最大的一位。李建中(945~1013),字得中,祖籍京兆(今陜西長安)。983年進士,歷任著作佐郎、太常博士等職,為人沖退,淡于仕進,曾三次請求留任西京(洛陽)御史臺,故人稱“李西臺”。長于道學,曾參修《道藏》。

            他對書法十分熱衷,自稱“平生有書癖”,特別留心楊凝式的題壁書法,“一回入寺一回看”(李建中《題洛陽華嚴院楊少師書壁后》)。文獻說他善于草、隸、分、篆,但傳世最有影響的則是行書,書跡有《土母帖》、《同年帖》等。歐陽修曾謂其與楊凝式“二人筆法不同,而書名為一世之絕”。其書大要出于二王及顏,是晚唐常見的格局,用筆不事張揚,結構沉著穩健,墨色蒼古凝重,風神含蓄內斂,有老儒氣概,但器宇稍嫌狹小,個性略有未足,難愜人望,尤其不足以滿足漸漸活躍的新朝文人的心意,因而后來遭到了激烈的批評,大多以為他的書法猶有五代衰颯之氣。
           
            顯然,上述這些書家,是不足以給北宋書法帶來振興局面的。

            比這些書家稍后的,有生長于宋代的李宗諤等人,由于主文或社會地位的關系,曾經有過較大的影響,但實際書法造詣甚至還不及李建中等遺民書家。

          二、北宋中后期

            北宋書法發展的轉機,來自于歐陽修及他身邊的一群文人的共同努力。歐陽修首先提倡:“學書當自成一家,其模仿他人,謂之‘書奴’。”即主張書法不能專摹仿古人,應該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其他文人主要有石延年、蘇舜元、蘇舜欽等及稍晚一些的蔡襄,此外還有周越等。隨后崛起的蘇軾、黃庭堅和米芾,標志著北宋書法進入了黃金時期。
           
            歐陽修(1007~1072)是這時的文壇盟主,他在理論上一方面大力推崇唐人,整理碑版法帖,撰成《集古錄》,開創了金石學,使被遺忘的古代作品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來,另一方面倡導“學書消日”、不計工拙的書法創作觀念,開始建設新的書法藝術審美理論。此外,他還推舉蔡襄,提拔蘇軾,樹立本朝的典范。他的這一系列努力,全方位地為宋代書法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石延年喜作大字,蘇舜元、舜欽兄弟好狂草書法,雖然都還不足以繼武唐人,但他們聚集在歐公周圍,組成了聲勢頗大的一個群體,對于扭轉前此士人忽書的弊病,作用是不待言的。周越與這個群體關系不大,但他的書法一度享有盛名,并影響了蔡襄、黃庭堅和米芾,對于宋代書法的轉向興盛也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蔡襄是歐陽修竭力樹立的典型,他屢屢推舉蔡襄為本朝書壇的盟主。蔡襄雖不接受,但在當時,卻可以說是無愧的,對于宋代書法的發展來說,他是一個轉折。
           
            蔡襄(1012~1067),字君謨,興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進士,累官至端明殿學士,世稱“蔡端明”。卒謚忠惠,故亦稱“蔡忠惠”。他性忠直,能詩,善文,尤工書。他號稱精通各體,但主要風格淵源是王羲之、虞世南和顏真卿,因此尤其以楷書、行書、草書諸體為著名。元鄭枃《衍極》評:“五代而宋,奔馳崩潰,靡底所止。蔡襄毅然獨起,可謂間世豪杰之士也。”蘇軾《東坡題跋》中說“蔡君謨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蘇軾評他:“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他提倡學書要以“神采為上”,“學書之要,唯取神氣為佳,若模象體勢,雖形似而無精神,乃不知書者所書耳”。這種觀念雖然是前人已經提出的,但經過蔡襄重申,對于后來蘇軾等人的尚意思想,應當是有一些作用的。
           
            他的書法的最大特征是全面,晉唐兼修,各體皆能,其才能之全面,法度之豐足,在他之前的書家無人可比,對于沉寂不振的書壇來講,太需要這樣的書家登高一呼了。歐陽修的推舉,或許看重的正是這一點。在歐陽修、蔡襄的時代,重要的首先還不是如何建立本朝的特色,走出本朝的路數,而是首先深入傳統,汲取精華,歐公在理論上、蔡襄在實踐上,分別完成了這個任務——當然,蔡襄之能列名宋四家,與他的創作中已經體現出的輕捷靈動、灑脫自然也有關系,這已經有宋人自己的味道。

            他傳世的書跡甚多,如《山居帖》、《陶生帖》、《謝賜御書詩》、《扈從帖》、《腳氣帖》、《別已經年帖》、《萬安帖》、《晝錦堂記》等。或楷或行或草,都有自己溫潤婉暢的特色,雖然個性特征不算特別突出,但是一種娟娟清雅的氣息,與前此的宋代書家相比,還是非常醒目的。

            《離都帖》,十二行,一百一十二字。現藏故宮博物院。內容寫自己離都,將渡長江南歸,行至南京而痛失長子。盡管談及的是十分悲痛的事情,但是筆法、結構仍然十分平和,是他一貫作風的自然展示。

            蘇軾(1037~1101)是中國文學藝術史上少見的全才和奇才,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工于詩、文、詞,為唐宋八大家之一,開豪放派詞風。又善畫,對文人畫的形成發揮過巨大的作用。他所處的時代,正是北宋政治革新與保守派激烈斗爭的時期,他的觀點與王安石不同,被視為“舊黨”,但他也并不完全贊成“舊黨”的主張。因此,在激烈斗爭的雙方中都未能很好地立足。他一生仕途坎坷,雖短期在朝擔任過禮部尚書,但更多時候則在各地擔任地方官職,甚至被貶到偏遠的海南等地擔任低級官職,最后病逝于常州。死后獲謚文忠。

            蘇軾倡導“我書意造本無法,點劃信手煩推求”、“書初無意佳乃佳”的創作觀念,推崇自然本色的審美創造,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為最高的審美準則,掀起了“尚意”的旋風。他的書法,化生于二王、魯公及李北海等,而遺貌取神,不規行矩步,依靠杰出的依靠杰出的天份、豐富的學養和豪放的胸襟,信手揮灑,觸處成妙,氣質雍容,誠可謂“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即使不合法度處亦自具一種風流妍媚的風韻,姿質天成,其形質容或有憾,而神致絕不庸俗,每每令人得意外之喜,所謂“出于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者”,實際是一種更高境界的“合法”,甚至是“創法”。

            蘇軾執筆采用單鉤古法,因而筆法比較特別,橫多中鋒,豎多側鋒,橫輕豎重;結構得力于顏真卿、李北海,寬博橫扁,右肩聳拔,字勢欹側。整體看來,厚重樸實,而機巧暗生,后人評價像老熊當道、百獸畏服,非常傳神。如果依照唐人對于形式美的標準來衡量,他的筆法和結構過于隨意,存在不少問題;但是,按照黃庭堅的看法,其病處正是美處,猶如西施捧心,別有風韻。這是宋代尚意書風觀念作用下的必然結果。蘇軾并不追求法度的完全合理,而更注重書法能夠表現個人的情趣、態度乃至書寫時的即時情感狀態,因而他的作品,總能夠體現出一種落落自得的神情態度,令人聯想到他為人的豁達、為學的淵博乃至為文的浩淼,從而獲得更加貼近其人生境界的藝術感受。

            他傳世的作品并非件件精品,但是當他的藝術才能、藝術情感都被充分調動起來時,創造的作品,便能給人以巨大的藝術震撼力。其中,最為突出的代表作是《黃州寒食詩》。

            《黃州寒食詩》,是他因烏臺詩案被貶到湖北黃州、在寒食節書寫的兩首五言古詩。十七行,二百零七字。蘇軾47歲時書。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仕途的風云變幻與時令的凄清蕭瑟、未來的期望與現實的悲涼……種種矛盾交織在一起,使東坡的心情激蕩起伏,筆墨、書寫在這激蕩心情的左右下完全擺脫了技巧的束縛,從而成就了他所謂的“無意于佳”的書寫狀態。這反而使他原先所積累的所有藝術養分得以充分自由的發揮和整合,甚至自身的潛能也噴涌流淌,無可抑制。全篇起伏跌宕,宛如長江大河,浩浩蕩蕩,或蜿蜒盤曲、徘徊沉吟,或奔騰直下、激蕩咆哮,具有強烈的抒情性和震撼力。董其昌評:“余平生觀東坡先生真跡不下三十六卷,必以此為甲觀。”黃庭堅跋此帖云:“此書兼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它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于無佛處稱尊也。”這件作品的這種氣質,與王羲之的《蘭亭序》、顏真卿《祭侄文稿》可謂如出一轍,因而后人視之為天下第三行書。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蘇東坡對他有知遇之恩,曾稱贊他的文章“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此聲震士林。他乃執弟子禮于蘇軾,與張耒、晁補之、秦觀并稱“蘇門四學士”。他的詩歌與蘇軾齊名,人稱“蘇黃”,他的詩學主張被后人所發揚,演成著名的江西詩派。他的仕途比蘇軾更加坎坷,中進士后歷任葉縣尉、國子監教授、太和知縣等,以后雖曾任職于中央,但都是偏于文教的機構,并且屢次被貶,始終未能飛黃騰達。

            黃庭堅既出于蘇門,自與東坡同氣連聲,共同倡導“尚意”書風的觀念。他極力標舉“學養”、“胸襟”、“不俗”和“有韻”,“隨人作計終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為書法進一步走向文人生活的空間立下了汗馬功勞。他的楷行根源東坡,又融鑄《瘞鶴銘》,形成獨特的輻射式結構和振動筆法;而主要精力則在狂草,結構富于強烈的開合變化,用筆強調起倒擒縱的靈活運用,又有意識地引進小草的點法,豐富其筆劃,章法穿插錯落、節奏鮮明,在狂草的形式上貢獻了許多新的創造,形成獨特的個人面目。《李白憶舊游詩卷》(現存五十二行三百四十余字。原帖已流入日本)十分集中地體現了他在狂草上的形式開拓。

            米芾(1051~1107),原名黻,后改為芾,字元章,號襄陽漫士、鹿門居士、海岳外史等,人稱“米襄陽”、“米南宮”,亦稱“米海岳”。襄陽(今湖北襄樊)人,后徙居丹徒(今江蘇鎮江)。米芾沒有考取功名,雖因母親曾經是皇后的接生人而蒙蔭進入仕途,但官運不甚通暢,長期在地方任職,在中央機構中只短期地擔任過太常博士、書畫學博士等,曾受命擔任禮部員外郎卻因出身不高而被彈劾。

            米芾性格狂放,有潔癖,好奇石,常以奇裝異服、古怪行徑驚世,故當時即被人呼為“米顛”。這種性情,也許與其出身有關,同時,也可能與他對文藝有特殊的感悟有關。他極富于文藝才華,尤其是書畫和鑒定。在畫的方面,創立米點云山,后來影響頗廣。在書的方面,他極力反對造作、強調自然,但又絕不自是,而采用“集古字”的方法學習、領會經典,經過長期的陶冶、融匯,最終自成一家。

            米芾是宋代學習古典最為深入的書家之一,他的《自敘帖》說:“余初學顏,七八歲也,字至大一幅,寫簡不成。見柳而慕緊結,乃學柳《金剛經》。久之,知出于歐,乃學歐。久之,如印版排算,乃慕褚而學最久。又慕段季轉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覺段全繹展《蘭亭》,遂并看法帖,入晉魏平淡,棄鍾方而宗師宜官,《劉寬碑》是也。篆便愛《詛楚》、《石鼓文》。又悟竹簡以竹聿(筆)行漆,而鼎銘妙古老焉。其書壁以沈傳師為主。小字,大不取也。”又說:“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是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

            但米芾又是最能夠從古典中突破出來的書家之一。他表面看來沉湎于晉唐傳統,但同時強調“振迅天真,出于意外”,標舉“意足我自足”的創作心態,因而在經過艱苦的“集古字”之后,大力脫出羈絆,以“刷字”自許,樹立自己的風神面目。《墨莊漫錄》載:“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少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所謂“刷字”,首先是沉著,筆毫決不輕飄浮泛,其次是飛動,起承轉合無不流暢自如。要做到這兩點,需要對筆鋒有極其高超的駕馭調控能力,對點劃結構的造型有非常全面深入的把握。他自詡“善書者只有一筆,我獨有四面”,正是對自己這一能力有充分自信的表白。

            因此,存世米書幾乎無不表現出這樣的特點:一方面,點劃和結構造型非常合理并且豐富,與古典傳統若合符節;另一方面,一切形式似乎又都出自他的創造,沒有任何拘謹、模仿或遲疑的地方。因而總體看去,只覺得隨意揮灑而無不如意,酣暢淋漓,正如蘇軾所說的“風檣陣馬,沉著痛快”。成為宋代行書影響于后世的最重要的一種風格。

            《蜀素帖》(1088年),墨跡,行書詩六首,全幅七十一行,五百五十六字,字徑六分許,書寫在產于四川的絹素上,因此得名。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米芾當時應湖州太守林希之邀作山水之游,心情愉快,因此通篇平和朗暢,技巧豐富而運用又十分自然隨意,沒有絲毫的鼓努作態,令人有如沐春風之感。

            《苕溪詩卷》(1088年),墨跡,紙本,三十五行,二百九十四字。創作時間早于《蜀素》一個月左右,是米芾將赴林希之請赴湖州之前告別朋友而寫的詩稿。書寫風格與《蜀素》差異甚大,用筆雖舒展但有時顯得過于沉重,結構雖開張但有時過于欹側,故整體看來有時跳宕感太強烈,不如《蜀素》平和,似乎能夠令人感到此時米芾心情的郁悶。盡管如此,這件作品仍不失為一件杰作。

            《研山銘》,墨跡,紙本。作于1102年。十一行,三十九字。此帖是米芾大字精品之一,近年剛從日本回歸,現藏故宮博物院。因是大字,用筆非常豪放,更加充分地體現其“刷字”的氣勢和調控筆鋒能力的高超,極有欣賞和學習價值。

            與蔡、蘇、黃、米四家相先后,還出現了其他一些有一定水準的書家,共同營構了北宋中后期書壇的繁榮局面。

            宋徽宗趙佶(1082~1135)治國昏庸,但對藝術,極有興趣,在書畫院組織建設、古代法書名畫的收藏整理復制方面有不少有利的措施(例如組織刊刻《大觀帖》),對于這一時期書畫的發展有極大的推動作用。他本人天資極高,藝術成就也相當突出。真書學唐代褚、薛,瘦勁而流暢,有淡雅清新之致,別具一格,世稱“瘦金書”;草書受懷素影響,筆勢流走,清逸靈動,豐韻可人。

            《秾芳依翠萼詩》墨跡,絹本。大字楷書,二十行,每行二字。此卷以畫法作書,筆致勁挺秀逸,結構嚴整瀟灑,有典雅清剛之致。

            《草書千字文》,墨跡,紙本。狂草,寫在一張長三丈馀的描金云龍箋上。臨懷素書而能自化,雖然創造性不如其瘦金書,但是在宋人草書中也是比較突出的。

             薛紹彭,字道祖,長安(今陜西西安)人。力追晉人風韻,雖才氣稍遜,而風規足賞。與米芾齊名,人稱“米薛”。墨跡有《欲出得告示帖》、《雜書卷》、《得米老帖》等。

            蔡京(1047~1126),字元長,興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蔡京書法以唐人風格特別是柳公權立身,勁健矯捷,雖魄力甚強而含蓄不足。董其昌云:“元長書法似米南宮。”墨跡有《節夫帖》、《宮使帖》等。

          三、南宋

            靖康之變給了宋王朝巨大的打擊,在收復舊地還是偏安江南的兩難選擇中,南宋又維持了100多年,但北宋中晚期書法的興盛局面卻沒有維持下去。

            南宋書壇主要由三種力量組成:

            第一種,是宋高宗和吳說。他們的主要努力是師法晉人。
           
            高宗留心翰墨,曾經學習過米芾、黃庭堅,但最終歸依王羲之,尤其專精于《集王圣教序》。
           
            吳說,字傅朋,號練塘。家富收藏,學晉條件甚好,但他最得意的所謂“游絲書”卻不過是一種筆墨游戲,遠不如行草書的流美輕靈。他們兩位的實踐對于北宋的“尚意”書風可以說是一種扭轉。

            第二種,是在宋四家尤其是蘇、黃、米的舊途上討生活。其中,又以學蘇的為多,南渡士人中有楊時、趙令畤、汪藻、趙明誠、孫覿、沈與求、謝克家、張浚、楊無咎等人。基本上在南渡后成長起來的有岳飛、葉衡、胡沂、韓元吉、王淮、王之望、辛棄疾等。學米的有劉燾、王升、米芾之子友仁、吳琚等。學黃的有胡安國、張九成、王十朋等。這些書家中,不乏天份極高者,如吳琚,學習米芾書法,深得精蘊,幾可亂真,歷來學米許為最高,但總體上看,即使是這樣的書家,也無法同北宋諸子相比擬,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缺乏足夠的創造精神。
           
            第三種是稍能自振者。代表人物是陸游、范成大、朱熹和張孝祥。陸游喜草書,亦能行書,出于張旭、魯公、東坡與楊凝式,往往借酒揮運,有郁怒勃發之氣,頗足動人;范成大書法受米、黃影響,而不局限,有落落自得之態;朱熹行草書流暢自然,有學問氣,略無矯飾;張孝祥格在顏、米之間,厚實而能靈動。此外,張孝祥之侄張即之,融合顏、米,結構簡練端正,用筆剛斷峻健,工于寫經,也是較有造詣的一家。

          四、遼金

            遼代書法,作品流傳較少,一般來看,主要受晚唐書風影響較深,后來也間受北宋諸家的影響,但無特出人物。
           
            金代接納了幾位中原舊人,如宇文虛中、王兢、蔡松年、蔡珪父子、吳激等,帶來了中原書法的風氣和傳統,到金章宗時,形成了一個小高潮。章宗本人力學宋徽宗“瘦金書”,雖然骨力不逮,已屬難能可貴。在他的治下,還出現了兩位頗有影響的書家黨懷英和趙沨。黨氏以小篆著名,又擅長隸書和楷書,在這個時代是難得的;趙沨也擅長楷書,體兼顏蘇。黨、趙之后,有王庭筠和趙秉文,主要受到北宋蘇、米的影響,又兼向唐人如顏魯公等取法參用,雖然沒有很大的開創,但在金代的文化氛圍內,已經可以說是極其難得了。


          宋遼金傳世書法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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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中國書法簡史》(葉培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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