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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書法簡史
          作者: 葉培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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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先秦和秦代書法
          姜棟

          二、秦

            秦朝(前221年~前206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實行中央集權制,嬴政自號“始皇帝”,國祚雖短,卻有深遠的歷史影響。
            秦推廣小篆,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文字的分化。秦同時還推行了隸書,使之逐步成熟。
          1、小篆
            許多學者的研究表明,秦小篆是戰國秦文字的進一步整理、推行。它主要用于官方文詔、刻石、符印等。現在可見的秦小篆作品主要就是這三類。  
            (1)刻石
            《史記》記始皇帝立國后四次出巡,刻石七處,分別是:《泰山刻石》、《嶧山刻石》、《瑯琊臺刻石》、《芝罘刻石》、《芝罘東觀刻石》、《會稽刻石》和《碣石刻石》,二世登基后,為證明其出于始皇,又在后面加刻二世詔。其中,原石保存至今的僅《瑯琊臺刻石》和《泰山刻石》。前者殘存一面,藏中國歷史博物館;后者殘存十字,在山東泰安岱廟。《嶧山刻石》、《會稽刻石》、《碣石刻石》、《芝罘刻石》則只有后人摹本。通常認為秦刻石的書寫者為李斯。秦刻石文字筆劃整齊劃一,轉折方圓并用,有如曲鐵,富有彈性;橫、縱排布秩序井然,講究對稱、平行,因而結構均勻工穩,比例極為協調。雖然看似有些刻板,而實際上仍是生機盎然。



            (2)虎符  
            虎符為調兵之符信,是國家重器,制作精美,有的甚至采用錯金手法,現存有《陽陵虎符》、《新郪虎符》和《杜虎符》,至今字跡完好,是秦小篆的重要遺存,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和藝術欣賞價值。



            (3)度量詔  
            始皇統一度量衡制度,頒其詔書于度量衡器上,其材質,有金屬和陶兩類,流傳至今,數量甚多。
            金屬制品的成字方式主要是刻契,故筆劃多直,轉折多方,筆劃排列往往不能均勻,結構時見傾側欹斜,疏密開合變化甚多,字形大小亦不求一律,通篇處理隨機應變,因字布勢,故無論單字還是全局,均有質樸率真的特質,與嚴謹密致的刻石在風格上有巨大的差異,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



            陶制品的文字用印戳的方式制成,較好地保持了典型秦篆圓轉暢達的特點。草率簡捷,天真爛漫。這種風格面目,近來已日漸引起關注。  
            總的來看,秦小篆的應用比較廣,面貌也有較大的差異,這一方面說明當時的作書者對它有良好的駕馭能力,另一方面也說明秦篆并不因其嚴謹而導致僵化,相反卻有著廣闊的發揮空間。
            2、秦隸  
            隸變開始于戰國時代。文字學家認為,在秦推行小篆的同時,隸書也得到了推廣和應用。  
            秦隸書遺存近年來不斷有出土,提供了早期隸書的重要資料。大致有兩類:簡牘和瓦文陶文。  
            (1)簡牘
            主要是《云夢睡虎地秦簡》。1975年在湖北云夢睡虎地發掘墓葬12座,時間是戰國末年至秦。其中4號墓出土木牘2件,內容是家書;11號墓出土竹簡約1150件,內容主要是墓主“喜”的編年記等,最晚至公元前217年,距秦立國已經過了4年時間。其書寫風格有較大的變化,可能反映了不同時期隸書的發展水平以及書寫者的書寫水平。從整體上看,介于篆隸之間,而隸書的因素已經非常突出。



            (2)瓦文陶文  
            1979年至1980年,在陜西臨潼始皇陵畔趙背戶村出土埋葬刑徒時記錄用的板瓦殘片18件;1977年在陜西鳳翔縣高莊出土8件有銘文的陶缶。這些文字,基本體勢是小篆(主要是前者,近于詔版),但也有的(尤其是后者)與云夢秦隸相似,只是因為刻制的原故而看不出波磔。這可見隸書的應用,已經有一定的普遍性。從文字的藝術處理上說,這些作品還比較幼稚,說明隸書正處于發展的階段。
            3、秦代書法家  
            從秦開始,書法家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當時參加整理小篆的幾位專家后來都被人們看作是重要的書家,特別是李斯。  
            李斯(?~前208年),字通古,上蔡(今河南上蔡縣)人,荀子學生,后入秦為相。因為提出統一文字并領導推廣小篆的事務,秦時重要小篆作品通常歸于他的名下,小篆也被稱作“斯篆”。
            推行小篆的參加者趙高、胡毋敬,應當也是小篆書能手。  
            另外,史傳長期認為程邈是隸書的創造者,雖然不足為據,但說他也是秦時的一個重要書家,也許是可以成立的。


          第二章 漢代書法
          葉培貴 安艷紅
            漢(前206年~公元220年)繼秦而興,西東漢之間有一個短暫的新莽時期,歷時400年,經三個時期:西漢(前206年~公元8年,劉玄又于23年~25年一度為帝)、新莽(8年~23年)、東漢(25年~220年)。漢初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發展經濟,后來統一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國力強盛。
            漢承秦制,初用篆書,后來篆書呈現出衰落的趨勢,隸書得到蓬勃的發展,并在東漢進入鼎盛時期;草書(章草)在漢代發展成為比較成熟的一種字體;楷書和行書也開始萌芽。石刻和簡帛為漢代書法的主要載體。更重要的是,社會的進步,使人們對文字的需求進一步擴大。兩漢時期的人們,充分利用這種種有利的因素,對文字本身的美和書寫中可能獲得的美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使書法藝術呈現出繁榮昌盛的形勢,創造了大批經典作品;同時,漢末時期理論家們的思考,也成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書論著作,在書論史上影響深遠。
          一、漢篆
            漢承秦制,小篆是重要的應用文字之一,東漢以后才逐漸被隸書取代,但在許多特殊的重要場合仍然被使用著,因而兩漢對小篆書來說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時期。其書跡遺存主要有:碑刻、碑額、銅器銘文、磚文和瓦當、墨跡等。
            1、碑刻  
            嚴格意義上的碑刻,在西漢時還沒有出現,因此西漢時期的篆書石刻,都不以“碑”稱名,如《魯北陛石題字》、《
          況其卿墳壇刻石》、《上谷府卿墳壇刻石》、《郁平大尹馮君孺人墓畫像石題記》、《群臣上壽刻石》、《霍去病墓刻石》、《中殿刻石》等,數量不少,但形制比較簡單,不過風格也較為多樣。前三種體勢較開闊,但還是相對典型的小篆;第四種出于新莽,瘦硬而不失婉轉,具有獨特的意味;后面幾種則間或夾雜著隸書的形意,顯然受到了隸書流行的影響。  
            東漢以后,碑刻大興,而小篆的地位已經被隸書取代,因而小篆碑刻并不多。代表性的有三類:《開母廟石闕銘》、《少室石闕銘》,體勢方正茂密,筆劃圓勁;《袁安碑》、《袁敞碑》,體勢寬博,與秦小篆的嚴正不同,用筆渾厚,與秦小篆的婉轉不同,一般認為,這兩碑是小篆的新開創,代表了漢代小篆的新風格。《祀三公山碑》,體兼篆隸,單字撐滿字格,而通篇布局錯落,是一種極有創造性的寫法。



            2、碑額  
            篆書與隸書相比,畢竟是古老的字體,有其特殊的意義,因而在東漢隸書碑刻大盛時,其碑額卻有許多是采用篆書書寫的。其中代表性的有:《泰室石闕銘額》(陽文)、《少室石闕銘額》、《景君碑額》、《孔君碣額》、《鄭固碑額》、《孔宙碑額》、《孔彪碑額》、《韓仁銘額》、《尹宙碑額》、《王舎人碑額》、《鮮于璜碑額》(陽文)、《華山碑額》、《張遷碑額》、《趙寬碑額》、《白石神君碑額》、《鄭季宣碑額》、《樊敏碑額》、《趙菿碑額》、《仙人唐公房碑額》、《尚府君碑額》等。




            碑額要求有較強的裝飾性,因而碑額篆書往往與一般篆書有較大的不同,概括而言有:首先,由于碑額位置相對狹小,許多碑額篆書的整體布局必須因勢利導,隨形布勢,因而章法比較奇特;其次,這也必然影響到單字結構的處理,往往或長或扁、或方或圓,有時又互相穿插,同嚴謹的秦篆相比,顯得活潑多姿;再次,有時受到隸書的影響,筆劃常有隸意,相對豐富得多;最后,有的作品為了突出其裝飾性,采用了繆篆體勢或類似韭葉的筆劃,別具一格。




            3、銅器銘文  
            漢代已經不是青銅器的興盛期,但是青銅器物的應用仍然比較廣泛,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其上銘文,多為器名、使用地點、鑄造年月,以及工匠的姓名和器的重量等。近人容庚《秦漢金文錄》中收集有大量這類銘文。其成字方法多為契刻,風格約可分為兩類:一類筆劃均勻,字形端穩,有的接近規范的小篆。如《壽成室鼎》、《長楊鼎》、《黃山鼎》、《安成家鼎》、《南陵鐘》、《池陽宮行鐙》、《竟寧雁足鐙》、《成山宮渠升》等的銘文。另一類,體勢不受小篆格局限制,筆劃隨意自如。如《云陽鼎》、《杜陽鼎》、《濕成鼎》、《永初鐘》等的銘文。總的來看,無論內容還是書寫,都比較簡略,無法和前此的銅器銘文相比,但在“簡”中也形成了特色。



            新莽時期有些例外。王莽復古,試圖恢復小篆,因而其間出現了不少制作精美、書寫嚴謹的銅器銘文作品,如《新莽銅量》、《新莽銅衡桿》、《始建國銅方斗》、《始建國銅撮》和《始建國尺》等。布局整齊規范,結構方嚴刻厲,筆劃瘦勁挺拔,《新莽銅量》尤其具有代表性。



            4、磚文和瓦當
              漢代瓦當文是古代篆書的一束奇葩。以圓形瓦當為常見,一般中央有一乳突,周圍用線等分為四。瓦當文記錄建筑物的名稱或是祈頌吉祥的語句,雖然簡短,但由于其形制特異,篆法也極具異彩。最為突出的是它的善于隨形布字,文字圍繞圓心進行安排。因而常常省改變形,將文字簡化或夸張,充分發揮篆書圓曲筆劃易于伸展、收縮的特點,創造了既有很強的裝飾性又不失篆書本性的新風格。



            漢代磚刻在西都長安、東都洛陽出土的為最多。它與瓦當相似,但磚面近方,無需作太多的變形處理,因而文字往往于典型小篆近似,只是更為大膽雄放,有時采用印鑒上常用的篆法,形簡而意遠。



            5、墨跡  
            漢篆書墨跡留存至今的有四件:《武威張伯升柩銘》、《武威壺子梁柩銘》、《武威姑臧張□□柩銘》和《張掖都尉棨信》,應當都是所謂“幡信”一類的作品,筆劃盤曲、穿插,婉轉嫵媚,結體或突出疏密對比,或強調撐滿字格,與歷史上所謂的繆篆的特征相近,由于絲織品年代久遠變形,更增其糾繆婉曲的特征。古代篆書墨跡留存極少,這四件作品是很有價值的。




          二、西漢隸書
            西漢初期,是隸書的蛻變期。存留作品主要有兩類:石刻和簡牘帛書。  
            石刻存世有《楊量買山地記》、《五鳳二年刻石》、《麃孝禹刻石》等。其結構與簡牘相近,已是隸體,但多數筆劃無波磔,可能是制作方式造成的,顯得很古樸。后來評價,多據此認為它們是“體兼篆隸”。



            簡牘帛書有:湖南長沙馬王堆1號墓《遣策》、3號墓《遣策》和帛書;安徽阜陽出土的文帝時期殘簡;山東臨沂銀雀山1號墓出土的《孫臏兵法》、《孫子》、《尉繚子》、《晏子春秋》等、2號墓出土的元光元年歷譜;湖北江陵鳳凰山8號、9號、10號西漢墓出土的竹簡;湖北光化縣3號西漢墓出土的竹簡等。  
            湖南長沙馬王堆1、2、3號墓是西漢初長沙丞相轪侯家族的墓葬。其中,帛書《老子》甲本,尚有濃厚的篆書結構特點,但也已有一定程度的隸化痕跡,如化圓為方、末筆重按似波磔等。帛書《老子》乙本,結構基本已是隸書,末筆更具波磔形貌。可見到西漢初期,隸書的成熟程度又有了較大的提高,以致有的學者認為,這表明隸書的成熟期應當從此算起。不過,綜合來看,這種結論稍嫌樂觀。




            西漢末期,是隸書的定型成熟期。存留作品有:青海大通縣115號出土的宣帝時期竹簡;甘肅敦煌出土的天鳳元年(公元前14年)的木牘;江蘇儀征胥浦101號漢墓(元始五年)出土的竹簡木牘等。而堪稱代表的,當屬河北定縣40號漢墓出土的竹簡,書于漢宣帝(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時。結體取橫勢,波挑定型,點畫之間已能自如地表現后來隸書常見的俯仰呼應,風格端莊、整潔,脫離了前此的古樸稚拙。此外《王杖詔令冊》簡、《始建國天鳳元年》簡等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全面來看,整個西漢時期,隸書始終沒有完全建立規范,在上述比較成熟的簡牘中,有相當多的隸字,或是筆劃,或是結構,都多少有其它字體的因素攙雜其間,這也許是墨跡書寫相對隨意的緣故。




          三、東漢隸書
            東漢,尤其是東漢晚期,隸書發展到高度成熟的階段。由于東漢實行厚葬,為歌功頌德而大興碑刻,成為官方正體的隸書在石刻中充分展示了藝術的光采。故近人陳彬龢說:“秦以來隸書,多用方筆,至前漢末稍成斜方,至后漢更甚,同時用筆,點劃亦趨巧妙。蓋前漢隸書之點劃,有如兒童之用筆,其后漸次進步,執筆正直,起筆、止筆、波磔,亦能逆筆突起,或捩、或押、或浮,種種巧技,故用筆之變化,至后漢進步殆達極頂。”  
            1、碑刻  
            東漢政治的核心是地方豪強集團,豪強地主的莊園是經濟的主體,文化上繼續獨尊儒術,人才選拔采用“征辟”、“察舉”制度,這一切助長了浮華的社會風尚,其直接表現之一就是厚葬之風的盛行,以碑刻的形式諛墓的做法大為流行,從而為隸書提供了廣闊的用武之地,掀起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刻石立碑的風潮。
            典型的墓碑,有“碑額”,相當于標題,刻在碑的頂部。有的有“穿”,或在碑額上,或在碑的中部,本來是用來下棺的。碑的正面稱“陽”,背面稱“陰”。有的碑有座,稱為“碑趺”。  
            廣義的碑主要形制有“墓碑”、“功德碑”、“神廟碑”、“摩崖”、“石闕”、“石經”等等。“墓碑”和“功德碑”是門生故吏聚錢選石為主人樹碑立傳。“神廟碑”則是祈福或紀念神廟修筑的功業的。“摩崖”主要是紀念工程完工的。“畫像題字”是畫像石上的說明文字。“石闕”是重要建筑物的附屬,上面往往有裝飾圖案。“石經”則主要刊刻儒家經典。相對于簡牘來說,碑刻的制作目的比較莊重,在書寫和工藝上比較講究,更能集中地展示那個時代人們對于隸書美的追求和認識。因而,通常所謂“漢隸”,往往指這一時期的石刻隸書作品。  
            這些碑刻流傳至今的約有一、二百種,精品極夥,劇跡甚眾。朱彝尊把漢碑分為三類:方整、流麗、奇古。他在《西岳華山廟碑跋》中說:“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屬此。一種流麗,《韓敕》、《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孔彪》、《孔宙》諸碑屬此。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屬此。”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輯·本漢第七》中把漢碑隸書分為駿爽、疏宕、高渾、豐茂、華艷、虛和、凝整、秀韻八類。
            最能稱作典型的有:《乙瑛碑》、《史晨碑》、《禮器碑》、《張景碑》、《華山碑》、《朝侯小子殘碑》、《曹全碑》、《熹平石經》、《韓仁銘》、《鮮于璜碑》、《張遷碑》、《幽州書佐秦君石闕》、《鄐君開通褒斜道刻石》、《石門頌》、《西狹頌》、《郙閣頌》、《武梁祠畫像題記》、《左表墓門題字》、《蒼山畫像石題字》等。從風格上講,或雄強,或秀美,或飄逸,或凝重,或古樸,或優雅……可謂千姿百態,朱彝尊和康有為的分類都不足以完全概括,故王澍說“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禮器碑》,全稱《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又稱《漢明府孔子廟碑》、《韓敕碑》等。現藏山東曲阜孔廟,桓帝永壽二年(公元156年)刻。清王澍《虛舟題跋》評:“瘦勁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禮器碑》筆畫以瘦硬見長,但雄健有力,結體勁拔謹嚴,整體風格清剛峻邁、端莊秀潔。



            《乙瑛碑》,全稱《魯相乙瑛置孔廟百石卒史碑》。現藏山東曲阜孔廟。漢桓帝永興元年(公元153年)刻。全碑十八行,每行四十字。明趙崡評價:“其敘事簡古,隸法遒勁,令人想見漢人風采。”清何紹基《東洲草堂金石跋》評:“樸翔健出,開后來雋刻一門,然肅穆之氣自在。”《乙瑛碑》點劃秀潤而不失端勁,結體扁方整肅,規矩森嚴,整體風格密麗典雅。



            《史晨碑》,碑有兩面,故后人分稱《史晨前碑》、《史晨后碑》。現藏山東曲阜孔廟。前碑全稱《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或《史晨請出家谷祀孔廟碑》等,刻于東漢靈帝建寧二年(公元169年);后碑全稱《魯相史晨饗孔廟碑》,刻于東漢靈帝建寧元年。清楊守敬《平碑記》說:“昔人謂漢隸不皆佳,而一種古厚之氣自不可及,此種是也。”《史晨碑》點劃含蓄圓潤,結構修飭整密,風格相對樸厚。



            《曹全碑》,全稱《漢郃陽令曹全碑》。東漢靈帝中平二年刻(公元185年),現存西安碑林。清張廷濟評:“貌如羅綺嬋娟,神實銅柯石干。”清楊守敬《平碑記》引孺初說:“分書之有《曹全》,猶真行之有趙董。”《曹全碑》以橫為主筆,點劃嚴謹而飄逸,藏露相濟,方圓并用,結構注重疏密對比,雖嚴整而外勢極綿長,如長袖舞筵、仙鶴遠舉,是漢隸的典范之作。



            《張遷碑》,全稱《漢谷城長蕩陰令張遷表記》。東漢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刻。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評此碑:“典雅饒古趣,終非永嘉以后所能及也。”此碑刻工較粗,但反而因此而獲得奇特的姿致:筆畫方整厚重、刀味森森、斬釘截鐵,顯得極為古樸剛強;結構時出別體,而或橫或方,敦穆方嚴,飽滿厚重,與《曹全》的秀潔恰成陽剛與陰柔兩種風格的對照。



            2、磚刻  
            東漢還有一類刻契文字,即磚刻,主要又是墓磚。大多是長方形,內容主要記錄磚的數量、制磚時間等,有的則刻有古代文獻。刻制方法一般分為有模印、干刻和濕刻三類。  
            目前發現的東漢磚刻比較重要的有:洛陽、偃師出土的刑徒墓磚和安徽亳縣出土的曹氏墓磚。
            (1)洛陽、偃師刑徒墓磚1956年和1962年出土,后者發掘出522座刑徒墓,墓磚820馀塊,其中刻有刑徒死亡日期的共229塊,始自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終于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由于只是死亡刑徒有關事件的簡單記錄,書寫、刻契都比較草率,但別有一種揮灑自由的氣質,有些甚至有草書的意味。
            (2)曹氏墓磚出土于兩座墓中,一為1973年在安徽亳縣董園村發掘的一座漢墓,計字磚238塊,畫像磚3塊,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字樣。一為1976年至1977年在該縣元寶坑村發掘的一座漢墓,計字磚140塊、畫像磚6塊,有靈帝建寧三年(公元170年)紀年。曹氏墓磚磚文作于同時期同地點,卻呈現了各種不同的書體和風格。文字是在磚坯上直接刻寫的,有隸書、草書和篆書,筆劃運行自如,總體上比較率意。



            3、簡牘  
            東漢簡牘近年發現漸多,從內容上看,有經籍、官方詔書、屯戍文書等。官方詔書和經籍書寫工整、法度謹飭,其成熟程度不下于碑刻隸書。屯戍文書則自由隨意、自然、率真、活潑生動。其中著名的有:  
            (1)甘肅《武威簡牘》   1959年在甘肅省武威縣的磨子嘴后漢墓中出土469件竹木簡。1972年在武威縣旱灘坡后漢早期墓中出土簡牘92件,其中木簡78件,木牘14件。《武威簡牘》多是成熟的隸書,也有章草。     (2)《甘谷漢簡》   1971年在甘肅省甘谷縣后漢墓中出土數十件,其中有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簡和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簡。字體為成熟隸書。《甘谷漢簡》因為書風接近《曹全碑》而得到了很高的聲譽。



          四、草書和行、楷書   1、草書是在漢代成熟的另一字體。草書分為章草、今草兩種。有文獻說張芝在東漢晚期將章草逐漸推進到今草,但現在還沒有確切的證明。許慎說“漢興有草書”,指的是章草,是隸變過程中成熟的,帶有隸書的波磔,又省減筆畫、改變筆順、增加牽絲映帶,基本可以看作是隸書的草體。章草具有隸書的淵雅靜穆與草書的靈動活潑,氣息比較古樸高遠,是極有審美價值的一種字體。
            現存漢代的章草有三類作品:  
            第一類,簡牘,代表性作品有甘肅武威出土的《武威醫藥簡牘》,敦煌出土的《天漢三年十月牘》、《可次殄滅諸反國簡》、《入十一月食秔一斛簡》、居延肩水金關出土的《誤死馬駒冊》等。此類風格最為多樣,有的簡約古樸,有的大開大合,有的優雅從容,都極具活力。



            第二類,磚刻,代表作品為《急就奇觚磚》和《公羊傳磚》等。此類則點劃凝重,結體縱橫奔突,大氣磅礴。 圖片點擊可在新窗口打開查看
            第三類,刻帖,代表作品張芝《秋涼帖》。此類溫文爾雅,矩度森嚴,一般認為經過了后人翻刻的改造。



            楷書是中國書法史上最后定型的字體,行書一般被認為是它的快寫體。但實際上它們是一母同胞,行書可能還早于楷書。它們的一些形式因素在隸變時已經出現,但直到東漢后期才逐漸凝聚成一種字體。
            東漢永壽二年(公元156年)陶瓶題字、熹平元年(公元172年)陶瓶題字、光和年陶瓶題字、永元四年陶瓶題字,尤其是寶雞市鏟車廠1號墓出土的無紀年陶瓶題字,已有相當明顯的行書和楷書意味,標志著楷書、行書作為字體正式開始登上歷史的舞臺。



          五、兩漢書法家
            兩漢以來,社會對于書法的重視又超過了秦代,特別是漢末以后。《后漢書·宗室傳》記載:“(劉睦)……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明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衛恒《四體書勢》記載:“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自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值,計錢足而滅之。”又記曹操喜愛梁鵠書法,“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這些情況,表明人們進一步認識到書法不僅有實用價值,而且富于審美價值,表明人們開始更加主動地欣賞、追求和研究書法的美,預示著書法藝術的發展將進入一個更高的階段。  
            史書記載的漢代書法名家有:曹喜、杜度、王次仲、崔瑗、崔寔、張芝、蔡邕、師宜官、劉德昇、梁鵠。
            曹喜(生卒不詳),字仲則,扶風平陵(今陜西咸陽西北)人。章帝建初中(公元70年~83年)為秘書郎。能篆隸,尤長于篆書。  
            杜度(生卒不詳),原名操,字伯度,京兆杜陵(今陜西西安市)人。章帝(公元75年~88年)時為齊相。擅長草書。衛恒《四體書勢》說他“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文獻記載,漢章帝特許他以草書來寫奏章。崔瑗、崔寔父子皆受其影響。與崔瑗合稱為“崔杜”。張懷瓘《書斷》列其章草入“神品”。  
            崔瑗(公元78年~143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今河北)人。曾任濟北相。擅長草書和小篆。《書斷》說其書“點劃之間,莫不調暢”,“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南齊王僧虔《論書》說“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疏”。書跡有收入宋《淳化閣帖》中的《賢女帖》,已非真品。其子崔寔,字子真,亦擅章草,有父風。  
            王次仲(生卒不詳),關于他的情況,歷史上說法很多,但都沒有確實的依據。
            張芝(生卒不詳),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肅酒泉)人。學書于崔、杜,極為刻苦,《四體書勢》說他“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后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最擅草書,后人譽為“草圣”。傳世作品有刻入宋《淳化閣帖》中的《冠軍帖》、《終年帖》、《今欲歸帖》、《二月八日帖》、《秋涼帖》等。其中只有《秋涼帖》較可靠。其弟張昶,字文舒,也擅長草書,與張芝相似,后人以為筋骨不及,而妍華繼之,譽為“亞圣”。
            蔡邕(公元132年~192年),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南)人,漢獻帝時為左中郎將,世稱“蔡中郎”。擅長篆、隸,創造“飛白書”。梁蕭衍說他書法“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張懷瓘《書斷》說:“八分書則伯喈勝,出世獨立,誰敢比肩。又創造飛白,妙有絕倫,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古今,篆隸絕世,中歲之跡,筆力未精,及其暮年,方窮其妙,動合神功。”蔡邕是《熹平石經》的主持人,但是否親自參加書寫,則不得而知。后人曾附會《劉熊碑》、《夏承碑》等名碑出于其手,皆未足徵信。  
            師宜官(生卒不詳),南陽(今河南)人,約生活在靈帝時期。擅長隸書,靈帝徵集天下工書者數百人于鴻都門,師宜官最優(《書斷》)。后為袁術將。
            劉德昇(生卒不詳),字君嗣,潁川(今河南禹縣)人,約生活在桓帝、靈帝時期。擅長行書,為鍾繇、胡昭所師。  
            梁鵠(生卒不詳),字孟皇,安定郡烏石縣(今甘肅平涼西北)人,約生活在漢末至魏時。學書于師宜官,擅長隸書,靈帝時官至選部尚書,后奔劉表,曹操破荊州,招為軍假司馬。曹操認為其書勝于師宜官,宮殿題署,多命為之,又常以其書懸帳中欣賞,為書史佳話。  
            此外,在漢代一些名跡上,也保留了一些書家的名字,唯其生平功業已不可考,如《西狹頌》作者仇靖、《郙閣頌》作者仇拂、《武斑碑》作者紀伯元、《衡方碑》作者朱登等。這些書家也是應該被歷史所記錄的。

          秦漢傳世書法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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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中國書法簡史》(葉培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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