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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書法簡史
          作者: 葉培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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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魏晉書法
          葉培貴 安艷紅

            從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稱帝,至公元420年,史稱魏晉時期。這是中國歷史上繼春秋戰國后又一個分裂割據的時代。東漢統治的崩潰,使固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觀念和制度遭到了破壞,面臨著重建。一方面,以老子、莊周道家思想為基礎的玄學,一度取代讖緯經學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想,并逐漸與佛教相互融合會通;另一方面,儒學由于其政治學說的現實意義,也并沒有完全失去其地位和影響力。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帶來了新的觀念、習慣,雖與漢族文化有沖突,同時兩者也必然要有所互補,有所融會。這一切,使得中華文化再一次進入活躍、會通和拓展的階段。書法也面對著許多挑戰和機遇。
            從曹魏開始,對文學藝術的關注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惟才是舉”等選人制度的實施,使“才能”有可能越過道德而成為人們的首要追求,其中就包含文學藝術,如原來被視作小道的文學,被曹丕譽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書法在東晉時期成為世家大族爭能斗勝的方式之一,上層貴族大量進入這個領域。
            就書法藝術來說,還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即紙的應用至此已經普及,為書法家的揮運提供了最為根本的保障。  
            魏晉書法在這一背景下,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首先,是楷、行、草等字體在廣泛的應用中得到迅速完善;其次,出現了多位在歷史上極具影響力的大書家,在風格的開創和典范的樹立上有無可取代的意義,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書法史的發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書法作為藝術的許多基本觀念被揭示出來,不僅形成理論,而且被貫徹到實踐中,從而使書法的藝術性質得到了強化。  
            這時期的書法發展,大約可以這樣來描述:三國為過渡時期;兩晉(尤其是東晉)為鼎盛時期。
          一、三國
            馬宗霍先生《書林藻鑒》這樣描述三國書法的意義:“三國者,亦書體上一大轉關也。……又書派上兩大導源也。”其具體意見容或可以商量,但對三國書法的轉折意義的揭示則是極有見地的。我們說它的主要發展特征是過渡性,表現在:一,從有關制度來說,三國所制定的許多制度,是后來書法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二,從字體演變來說,楷、行的發展,三國是中間時代。三,從書家的狀況看,三國時代的許多書家實際上成長于漢末,而三國時代成長起來的書家,卻有許多進入了西晉,因而前后傳承的特點非常突出。
            魏的書法發展比較正常,這與武帝曹操的喜愛有關,他周圍聚集了鍾繇、梁鵠、韋誕、邯鄲淳、衛覬等一批書家。更重要的是,建安十年他還發布了一個禁碑令,雖然扼制了隸書的應用空間,但同時卻可以說為楷、行書的發展提供了機遇。這一制度在東晉時得到重申,為行書發達起了極大的作用。鍾繇在楷書領域的開創性貢獻,為后來二王父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蜀國默默無聞;而吳國則在草書、楷書和篆隸方面都有可觀,尤其幾塊重要的碑刻已是楷書的前驅。
              以下以字體為經分別作簡要介紹。  
            1、隸書
            主要集中在魏國。有名的碑刻是:《上尊號奏》、《受禪表》、《孔羨碑》、《曹真碑》、《范式碑》、《王基碑》、《魏三體石經》等。一個共同特點是,出現了非常明顯而且接近的程式化的作風:體勢開始走向縱長;筆劃形成較強的規律性,并出現了一些刻板的處理方式,像“蠶頭”部分經常飾以方形的角,波磔的尾部常常過于圓滿、張揚等等。這種情況,反映出在新的歷史環境中,人們對于隸書的認識正逐漸趨于淺俗、簡單,隸書的衰弱已經不可避免。啟功先生把這時期的隸書喻為蔗渣,非常形象。可以《上尊號奏》為代表。



            2、篆書  
            數量極少,著名的有兩件,都屬吳國,一為《天發神讖碑》,傳皇象書;一為《禪國山碑》,傳蘇建書。
            《天發神讖碑》,又名《天璽紀功碑》,傳為三國吳皇象所書。晉時折為三段,俗稱“三段碑”,嘉慶十年(1805)毀于火。現故宮博物院藏有北宋拓本。在中國書法史上,《天發神讖碑》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碑刻。從書體上說,它非篆非隸,處在兩者之間。此碑用隸筆寫篆字,橫首用折刀頭、橫尾有波磔,豎尾用懸針,轉折用方,若懸崖斬斷,字勢雄偉。



            《禪國山碑》體勢也是變幻莫測,風格奇詭。有人以為這是吳地地域風氣的影響,應該是有道理的,但可能還有一個更深刻的原因——即篆隸本身的走向沒落。至于它們的藝術價值,清人張廷濟云:“吳《天璽紀功碑》雄奇變化,沉著痛快,如折古刀,如斷古釵,為兩漢以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跡。”雖嫌過譽,而對其審美特點的揭示可謂中肯。
            3、草書
              三國時期的草書,最為杰出的書家是吳國的皇象。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今江蘇揚州)人。生卒不詳。官侍中、青州刺史。唐張懷瓘以其八分入妙、小篆入能,章草入神品。清包世臣說:“草書唯皇象、索靖筆鼓蕩而勢峻密,殆右軍所不及。”
            傳世作品有《急就章》、《頑闇帖》、《文武將隊帖》等,《急就章》尤為劇跡。現存《急就章》,以明正統四年據葉夢得之潁昌本為底本所刻的“松江本”最為有名,字數達1394個。其藝術特點,以唐人竇臮和張懷瓘的評價最稱精當。竇臮《述書賦》說:“廣陵休明,樸直古情,難以窮真,非學可成。似龍蠖蟄啟,伸盤復行。”張懷瓘《書斷》說:“右軍隸書,以一形而眾相,萬字皆別;休明章草,相眾而形一,萬字皆同,各造其極。”長期以來是學習章草的極佳范本。



            4、楷書  
            三國時期的楷書傳世的有三種類型:碑刻、法帖和簡牘。  
            碑刻集中在吳國,有《谷朗碑》和《葛府君碑》兩種。從體勢來看,還有隸書的平正姿態,而筆劃則已經都泯滅了波磔,未知是字體演變已經臻于此境,或是刻手不佳所致。清康有為認為,“南碑當溯于吳,”以此二種為“真楷之極”,特別是《葛府君碑》“尤為正書鼻祖”,其說后來多為書法史研究者所繼承。



            法帖主要是魏國鍾繇的作品。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東)人。生于東漢桓帝元嘉元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151~230年)。漢靈帝時任黃門侍郎,魏國時官至太傅,史稱鍾太傅。他在中國書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在南北朝時代,與張芝、王羲之、王獻之被稱為“四賢”,以后長期與王羲之合稱“鍾王”。劉宋羊欣說鍾繇善銘石書、章程書和行押書,當即隸書、楷書和行書。他在歷史上享名最盛的是小楷,有“正書之祖”的美譽。現在其書存世可以確認的主要是小楷,共有10種,即《賀捷表》、《薦季直表》、《尚書宣示表》、《力命表》和《還示帖》、《墓田丙舍帖》、《白騎帖》、《長患帖》、《雪寒帖》、《長風帖》。
            南朝梁武帝以為逸少不及元常,并評其字說:“鍾繇書如云鵠游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又說:“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庾肩吾認為其書“天然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則認為雖然鍾繇“布纖濃,分疏密,霞舒云卷,無所間然”,但盡善盡美的只有王羲之。唐張懷瓘《書斷》認為“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又說:“剛柔備焉,點劃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馀。秦漢以來,一人而已。”清人劉熙載認為“其書大巧若拙,后人莫及”。  
            鍾繇以國家重臣的身份,在書法領域進行了積極的活動,對人們的書法熱情是一種極大的促進,這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義;更重要的是,他的努力,加快了楷書成熟的步伐,為東晉崛起的二王,有直接的先導作用。他的小楷,長期影響了歷史上的小楷書家。“正書之祖”的美譽,他是當之無愧的。



            簡牘書主要出土于吳地。1979年江西南昌發現的《高榮名刺》(其用途近于現在的名片)及簡牘、安徽馬鞍山發現的《朱然名刺》及《木謁》,都有很接近成熟楷書的寫法,尤其是后者,體勢寬博,雖然剛從隸書化出,但楷法已具規模。可見,到三國時代,楷書的發展已經是勢不可當了。這幾件作品,風格與后世受隸書影響的楷書有相似之處,值得重視。
            5、行書  
            比較嚴格意義上的行書,在三國時代還沒有發現。史書記載鍾繇學行書于劉德昇,且書風瘦勁,但沒有作品傳世。現存比較接近行書的作品是吳地出土的簡牘,這就是江西南昌的吳應墓《木方》,除了少數筆劃如捺、長橫等還有隸書遺存跡象外,無論結體還是筆劃的連接、省減,都是行書的規模。由此看來,到東晉時代形成成熟的規范行書,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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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中國書法簡史》(葉培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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