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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1521-1593)


《題墨葡萄詩》
浙江省博物館藏

     中國古代佯狂的藝術家不少,可真正如荷蘭的梵高那樣發瘋,生時寂寞,死后并為后人頂禮膜拜的大家實在不多——徐渭就是這樣一個“可憐”的人物。

     徐渭,初字文清,改字文長,號天池山人、青藤居士,或署田水月,山陰(今浙江省紹興)人。天資聰穎,二十歲考取山陰秀才,然而后來連應八次鄉試都名落孫山,終身不得志于功名,“不得志與有司”。青年時還充滿積極用世的進取精神,“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孜孜于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之中,并一度被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胡宗憲看中,于嘉靖37年(1558年)招至任浙、閩總督幕僚軍師,徐渭對當時軍事、政治和經濟事務多有籌劃,并參預過東南沿海的抗倭斗爭。 他在詩文中熱情地歌頌了抗倭愛國的英雄,曾為胡宗憲草《獻白鹿表》,得到明世宗的極大賞識。本以為能施展抱負,但后來 胡宗憲被彈劾為嚴嵩同黨,被逮自殺,徐渭深受刺激,一度發狂,精神失常,蓄意自殺,竟然先后九次自殺,自殺方式聽之令人毛骨悚然,用利斧擊破頭顱,“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又曾“以利錐錐入兩耳,深入寸許,竟不得死”。還懷疑其繼室張氏不貞,居然殺死張氏,因之下獄,度過七年牢獄生活。 后為好友張元忭(明翰林修撰)營救出獄。出獄后已53歲,這時他才真正拋開仕途,四處游歷,開始著書立說,寫詩作畫。晚年更是潦倒不堪,窮困交加。 常“忍饑月下獨徘徊”,杜門謝客,其中只在張元汴去世時,去張家吊唁以外,幾乎閉門不出, 最后在“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 的境遇中結束了一生。死前身邊唯有一狗與之相伴,床上連一鋪席子都沒有,凄凄慘慘。命運的困蹇更激發了他的抑郁之氣,加上天生不羈的藝術秉性,“放浪曲蘗,恣情山水”,一泄自己內心的情感,悲劇的一生造就了藝術的奇人。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對權勢不嫵媚。當官的來求畫,連一個字也難以得到。在當世凡前來求畫者,須值徐渭經濟匱乏時,這時若有上門求畫者投以金帛,頃刻即能得之。若趕在他囊中未缺錢,那么你 就是給的再多,也難得一畫。實在是一位性情中人。

     徐渭的寫意花卉驚世駭俗,用筆狂放,筆墨淋漓,不拘形似,自成一家,創水墨寫意畫新風,與陳道復并稱“青藤、白陽”,對后世的影響很大,歷來被世人稱道。當然他的才氣還表現在戲曲的創作之中。他的雜劇《四聲猿》曾得到湯顯祖等人的稱贊,在戲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詩文書畫處處彌漫著一股郁勃的不平之氣和蒼茫之感。

     徐渭的書法與沉悶的明代前期書壇對比顯得格外突出。徐渭處于祝允明之后,他和祝允明一樣學書的路子毫無例外是屬于二王一脈,他傾慕王羲之的人品書藝,作為同鄉人,他對王羲之的法帖心摹手追,但給他的影響最大的是宋人,其中取法最多的米芾。他在《書米南宮墨跡》一跋中激動地說:“閱米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驊騮獨見。”沒有廣泛的研習,是不會作出“瀟散爽逸”的恰切評述,可見他對米芾的深悟透解。徐渭最擅長氣勢磅礴的狂草,但很難為常人能接受,筆墨恣肆,滿紙狼藉,他對自己的書法極為自負,他自己認為“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又曾在《題自書一枝堂帖》中說:“高書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書。然此言亦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這也難怪,“知者”又有幾許?

    徐渭死后二十年,“公安派”領袖人物袁宏道偶于友人陶望齡家翻到一本徐渭的詩文稿,“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但在燈下讀了幾篇,不禁拍案叫絕,驚問此人是今人?還是古人?竟拉起陶望齡一起徹夜閱之,“讀復叫,叫復讀”,以致把童仆驚醒。而后袁宏道不遺余力地搜羅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大力宣揚徐渭,認為徐渭詩文“一掃近代蕪穢之氣”,認為徐渭書法“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在王雅宜、文征明之上”;又云“不論書法論書神,誠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俠客也”(《書林藻鑒》)。袁宏道還寫下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人物小傳——《徐文長傳》。可以說他是徐渭第一個知音者,而后來追隨者不計其數,其中有八大山人朱耷、甘當“青藤門下牛馬走”的鄭板橋等,近代藝術大師齊白石在提到徐渭時曾說:“恨不生三百年前,為青藤磨墨理紙。”這足以說明徐渭對后人影響之深。  

    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題墨葡萄詩》來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
   獨立書齋嘯晚風。
   筆底明珠無處賣,
   閑拋閑擲野藤中。

撰稿:劉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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