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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文原(1258-1328)


《臨急就章卷》

    字善之,一字匪石,人稱鄧巴西、素履先生,綿州(今四川綿陽)人,遷寓浙江杭州。又因綿州古屬巴西郡,人稱鄧文原為“鄧巴西”。歷官江浙儒學提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監祭酒、翰林侍講學士,卒謚文肅。其政績卓著,為一代廉吏,其文章出眾,也堪稱元初文壇泰斗,《元史》有傳。著述有《巴西文集》、《內制集》、《素履齋稿》等。 擅行、草書。傳世書跡有《臨急就章卷》等。

    鄧文原青年時就與趙孟頫定交,被趙孟頫稱為自己的“畏友”,兩人感情至深。大德二年,成宗召趙孟頫入大都書金字《藏經》,許舉能書者自隨,鄧文原為趙所薦,共同入京,使他的書法大顯于世。在鄧文原傳世不多的書作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受趙孟頫的影響要比鮮于樞深,他的書法風格頗似趙氏,如《黃庭堅松風閣詩卷跋》、《瞻近漢時二帖跋》等。陶宗儀《書史會要》評曰:“鄧文原正、行、草書,早法二王,后法李北海。”宗法晉人的書學觀和學書之路正和趙孟頫一致,兩人在書法活動中接觸頻繁,且手札往還,自然受到感染。鄧文原除了擅長寫正書、行書、今草外,對章草也出于刻帖又兼行楷流美筆意,明人袁華跋日:“觀其運筆,若神出海,飛翔白如。”(見汪珂玉《珊瑚網》)。

    鄧文原和鮮于樞同在趙孟頫復古的大旗下,成為元代復古潮流中不可缺少的干將。鮮于的影響不如趙,而鄧的影響不及鮮于,如果將鮮于歸于英年早逝的話,那么鄧的原因則是其晚年疏于翰事,書名漸隱。有張雨跋《臨急就章》文為證:“(鄧)早歲大合作。中歲以往,爵位日高,而書學益廢。與之交筆硯,始以余言不妄。殆暮年章草,如隔事矣。信為學不可止如此。”,可見鄧氏因多涉政事,翰墨日疏,以至未能在其后半生再將自己的風格拓展得更加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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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文原《臨急就章全卷》紙本 23.3×398.7厘米。大德三年(1299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鄧文原《芳草帖》 20.8×7厘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鄧文原《題黃庭堅松風閣詩卷跋》 33.6×16厘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鄧文原《跋王羲之雨后帖
鄧文原《跋褚遂良倪寬贊》 。紙本,24.6×19.9厘米 泰定四年(1327)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鄧文原《瞻近漢時二帖跋》紙本 原本為冊頁 27.4×36.3厘米 臺北故宮博物館藏
鄧文原《近者帖》 頁,元,鄧文原書,紙本,31.6cm×52.5cm,行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鄧文原《清居院記》 》(部分)日本山本悌二郎舊藏
鄧文原《五言律詩伯夷頌帖頁》紙本,32.7cm×40.9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鄧文原《家書帖》[1][2]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鄧文原《致景良郎中尺牘》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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